中法建交--众多不为人知的内情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这被当时的西方舆论喻为“外交核爆炸”。在外交部解密的1961年-1965年的档案中，首次披露了众多不为人知的中法建交内情。

    富尔成了戴高乐的“特使”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政治处于动荡之中，两大阵营的分化、瓦解趋势已初露端倪。在西方，美法矛盾趋于激化，戴高乐不仅要美国人从欧洲滚蛋，还断然否定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并同西德签订条约，组建法德轴心。根据国际形势和美法矛盾的发展，中国在战略和具体政策上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邀请法国政界人士访华是具体措施之一。其中，建议中每次都重点强调的一个人物是富尔。富尔何许人也，为什么会受到如此青睐？富尔当时虽然在法国并无一官半职，但他曾两次出任总理，在法国政坛颇有影响，而且很得法国总统戴高乐的赏识。富尔曾在1957年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待。回国后，他写书介绍中国，主张中法建交。像这种对华友好而且与两国领导人都有关系的人，自然就成了沟通中法关系的合适人选。而恰巧在此时，正在瑞士游玩的富尔拜访了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希望再次访华。这一消息传到国内，当时在欧洲科负责法国事务的张锡昌不禁脱口而出：“富尔送上门来了！”

　　富尔最早提出访华要求时，仅仅说是私人访问，希望能见到我国领导人，就目前局势交换意见，有时间还准备看看人民公社和几所大学。富尔从瑞士回到法国后，戴高乐召见了富尔。为了实现戴高乐式的“大国外交”，并借助中国重返东南亚，戴高乐此时正考虑承认中国。恰巧富尔也已接到访华邀请，戴高乐就说：“好吧，你到中国去。不过，你是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戴高乐还给富尔写了一封亲笔信，以证明其“特使”身份。不过，两人商定，对外还说是私人访问。9月12日，富尔再次到日内瓦拜访了李清泉大使，并表示他此次访华是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同我国领导人谈，并将戴高乐的一封信转给我国领导人，因此他此行完全是“官方性质”，但希望对外严格保密，只说是私人旅游。而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谈两国关系问题。我驻瑞士使馆当时分析，“富尔此行很可能试探和我建交问题。”

　　短短十几天，富尔的身份就起了重大的变化，让中国也是半信半疑。10月21日，富尔夫妇过境香港抵达深圳罗湖。富尔再次向中方强调，他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是戴高乐的特使，而且携带有戴高乐总统的亲笔信，将面交我国领导人云云。信的全文及译文在外交部档案里已经解密。这封信形式上是写给富尔的，但实际上却是要给中国领导人看。当时由于中法之间并无外交关系，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领导人写信，所以才有了这种奇特的“授权书”。在确定了富尔的“特使”身份后，接待规格马上提高了，立即调用一节专列车厢挂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21日晚上，广州市市长曾生亲自设宴款待。22人，富尔夫妇抵达北京，按照总理的指示，其住处从原先的北京饭店改在了钓鱼台国宾馆。当晚，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特意从外地赶来出席欢迎晚宴。

　　“三项默契”化解台湾问题

　　富尔能言善辩，精通国际法，是谈判的能手，在中法建交的谈判中，充分显示了戴高乐的用人之能。10月23-25日，周恩来、陈毅先后同富尔进行了三次会谈。富尔询问总理，去过法国没有？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又说，“现在是再次去巴黎的时候了”，从而轻描淡写地就转到了来华使命。他接着把戴高乐的亲笔信念给总理听并给中方一份副本。在谈到两国相同点时，双方都提到了中法不约而同地反对美苏炮制的部分禁止核实验条约。富尔讽刺地说：一些像鸡蛋大的国家签署了条约，就说是胜利，不是可笑吗？这些国家根本制造不出原子弹。为什么中法同时反对呢？“唯一的解释是：这种态度是合理的态度。正如学生做作业，两个学生的答案错得一样，那一定是互相抄袭的，如果答案对得一样，那是因为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

　　但一谈到台湾问题，双方的分歧就显露出来。富尔来华前，戴高乐曾指示，在台湾问题上，要弄清中国的态度，并认为保持同台湾的关系，符合法国的利益，“即便必要时可以降格”。这种立场当然不能为中方接受。陈毅外长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承认‘两个中国’。除非巴黎没有蒋介石的使馆，没有他的领事馆，你们在台湾的使馆领事馆也撤回来”，中法才能建交。富尔虽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只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他死守戴高乐的指示不肯与台断交，第一轮谈判陷入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请富尔夫妇共进晚餐，以便缓和气氛。吃饭时，一向健谈的富尔情绪低落。当晚，总理安排第二天让富尔夫妇去大同、呼和浩特等地游览三天，并特意安排专机接送，这可是对待外国总理才有的待遇！在此期间，外交部分析，“从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及开展对法工作考虑，我们如能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下，同法国解决建交问题，对我是有利的”，因此，“我们适当争取这一前途，尽可能和富尔就有关问题谈出一些眉目来”。中方对任何“两个中国”主张都不会接受，但为了照顾法国困难，“在驱蒋的具体方式上可以协商。”周恩来赞同这一看法。在陈毅副总理带领下，中方起草了《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该要点根据富尔传达的戴高乐将军不支持“两个中国”的立场，双方直接建交，互换大使，但同时达成如下三项默契：1、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2、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3、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这样，虽然表面上法国承认中国并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但通过私下的这种默契，还是能符合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这既照顾了法国的面子，又满足了中方的原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富尔从大同返京后，从10月31日到11月2日，中法又在北京、上海进行了四次会谈。富尔觉得三项默契的形式很好，“没有反对意见”，只是在局部文字上要求作些调整。如第一项默契，富尔表示，既然前面已经提到“唯一合法”政府，就不会再有一个，因此不必提后半句，“有了这一条，就不必有其他，既然是一夫一妻制，我说她是我夫人，当然不会有第二个夫人。”中法达成一致后，富尔又恢复了活力。11月1日晚，总理安排前任上海市长陈毅和现任市长一同请富尔吃饭，富尔风趣地表示，你们没有“两个中国”，倒有“两个市长”。次日晚，总理把《谈话要点》最终文本亲自交给富尔，并嘱咐后者经过印度时要格外小心，以防印度、美国搞鬼。就这样，中法以三项默契的形式化解了台湾问题，富尔也完成了其在华使命。不过，富尔终究不是正式的“特使”，中法建交的最终完成，还要看戴高乐的态度和正式建交谈判的结果。

　　会谈结束后，为掩人耳目，富尔并未直接回国，而是先从昆明飞仰光，然后再到印度，要法国驻印度使馆官员把建交报告送回总统府。他又在外优哉了两周才回法国。11月22日，戴高乐在总统府接见富尔，对谈判结果表示满意。而当天恰好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戴高乐准备赴美参加葬礼。戴高乐告诉富尔，如果同美国新总统约翰逊的会谈没有让他改变主意的话，他打算在两个月内让承认中国一事有积极的结果。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戴高乐与约翰逊的这次会面闹得很不愉快，短短十分钟的谈话也根本没有谈到中国问题。

　　1963年12月12日，在戴高乐授意下，法国外长派遣其亲信欧洲司司长德伯马歇赴瑞士同李清泉进行正式建交谈判。经过四次会谈，最终达成了建交协议。

    引起世界轰动

　　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时间11时，中法两国政府发表建交公报。法国承认中国的消息一传开，立刻引起世界舆论的轰动。各国的反应是酸甜苦辣各不相同。美国舆论反应最为强烈，说美国感到“愤怒”、“十分激动”，此举给美国带来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打乱了美国的外交战略。西德赞同美国的说法，说这是戴高乐在美国伤口上戳了一刀，而且戳得很深。英国虽然称赞法国此举是“明智的决定”，但又讽刺说法国早就应该像英国那样承认中国，还批评法国选择时机不当，在困难时期故意为难美国。日本舆论则要求政府行动起来，迎合潮流，制定自己的独立政策，不要被法国甩得太远。

　　法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表示欢迎。法国舆论批评美国的干涉行为非常愚蠢，美国对法“像路易十四对待他的侍臣那样”，而现在“不再有侍臣了”。柬埔寨报纸评论说，此后三个P开头的首都（北京Peking，金边Phnom-Penh，巴黎Paris）将组成三角政治，有着相互联系的利益。马里政府机关报《发展报》说承认中国不仅是中法两国的胜利，而且是全人类的胜利。只有美国扶植的南越政权说这是法国人“背后给越南一刀”。

　　当时中苏分歧严重，苏联对中法建交则怀着难言的心情，害怕中国扩大影响，但又不能公开反对，因此采取了保持沉默的立场。直到1月21日，《真理报》才报道了第一条相关消息。但无论各国的反应如何，中法建交不仅在中法关系史上，而且在世界史上，都将留下其重要地位。

　　1964年1月15日，法国将要承认中国一事正式告知美国，立刻引起美国不满。美国批评法国的行动有违自由世界的利益，而法国从中什么也得不到。1月27日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不到半小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法国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认为法国的决定是一个“不幸的步骤”。但美国心里清楚，戴高乐向来特立独行，对美国的反对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1月15日，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向总统约翰逊提了一条“一石三鸟”的“妙计”，那就是让蒋介石不主动与法国断交。美国从搜集的信息看，中国似乎并未要求法国先与台湾断交。1月8日，富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法国与中国建交，并无先决条件，法国没有义务撤销对蒋介石的承认。法国的这些言论给美方的感觉是，巴黎与北京都认为中法如果建交，台湾会主动断交，从而顺利解决台湾问题。那如果台湾不主动断交呢？那一定会给中法建交一事带来极大的麻烦。大陆对法国维持与台湾的关系予以默认，那么就可以解决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两难困境；而如果北京极力施压，要求法国与台断交，但法国不允，则会造成中法不和，会使建交功效打上折扣；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即便台湾不断交，法国在北京压力下，与台湾主动断交，这样就会让中法建交冲击的负面影响降低。因为人们明白，与北京建立关系就要以台北为代价，这是许多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台北的背后是华盛顿。这一建议立刻得到约翰逊的首肯，次日他就给蒋介石写信，劝蒋顾全大局，不要与法先断交。1月18日与22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两次召见台湾“驻美大使”，力陈不采取报复行动的好处。在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当天，美国还派中情局副局长原台北站站长克莱因跑到台湾，当面向蒋施压。蒋介石最后听从劝告，让其“外交官”就是赖在法国不走。最后不得已，法国驻台代办在2月10日通知台湾：“法国将与北京互换代表，如果北京的外交代表到达，法国将认为他是中国的代表；相应地，“中华民国”的外交使团将丧失其代办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不得不于当天夜里发表声明，正式与法国断交。

　　就在中方在巴黎筹建使馆的过程中，美国还从中作梗。1964年2月，中方赴法先遣人员抵达法国，负责筹建使馆等事宜。经多方努力，终于选中了巴黎近郊的一栋三层小楼作为大使官邸。房主原是一意大利军火商，死后将房产给了他的美籍夫人。一番谈判后，双方最终达成购买协定。但在中方付款后、准备交房时，却突然节外生枝。原来女房主受到美国威胁，说要是把房子卖给了中国，就不准她进入美国。经过中方反复说服，才顺利把事情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