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为什么选了这么多奇葩当总统

澎湃新闻网   作者：高凌

2017年5月14日，法国总统马克隆宣誓就职，新任总统先生非常吸引眼球的一点就是他的婚姻问题——娶了一位比自己大24岁的妻子。但是客观地说，在法国历任总统里，仅仅娶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四岁的妻子这又算什么呢？我们准备从政治的和文化的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政治史的角度说，法国的总统固然奇葩众多，但是客观地说这跟总统这个职位本身的尴尬处境是分不开的。法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专制史，中世纪的西欧有代表性的三个国家，英国、法国、德意志——刚好可以看做是抽象的“君主”和“人民”两种势力互相博弈的三种结局：

在德意志是人民胜利了，所以国家涣散了，1800年的德意志帝国有1789个寻求自身独立地位的组成部分，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邦国和上百个自由市分布其中。在英国，君主和人民相持不下，所以磕磕绊绊地走进了近代宪政。而在法兰西大君主国，君主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一切问题的最终裁决权都在国王手中，一切事务都引向君主所在的巴黎或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利希滕贝格说1800年代的德意志连一句通行全国的脏话都没有，但是法国有。即使到十九世纪末，法国的铁路也是如同轮辐一样从巴黎辐射向全国，如果你想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乘坐火车去法国西南部的阿基坦，那么在1900年代，你是找不到一条直达铁路的，你必须乘车去巴黎，然后再从巴黎转车去阿基坦。法国被它的君主打造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国，这种制度即使在推翻了君主制之后依然挥之不去。贡斯当说“法国只在巴黎才存在”，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巴黎就是法国”。

而这种专制主义传统的恶果就是法国人民本能地不相信他们的政府，而更愿意相信他们的民意代表，即使这些政府首脑是他们的民意代表选举出来的，他们也总是忧心忡忡。法国人惧怕国家权力，一旦政府把门关上，他们就觉得这些人可疑，而他们的民意代表之所以受他们信任，正因为他们也有这种怀疑。法国大革命集中体现了这种不信任。路易十六签署了宪章，但是制宪议会依然怀疑他。从路易十六开始，几乎每一届政府首脑都会被推翻，不是被议会推翻，就是被巴黎人推翻。一个人一旦成为法国的大臣或者部长，那么下场要么是流亡国外、要么是被送上断头台。

议会是受人民信任的，但是议会却无法高效地统治，于是人民就在行政效率低下的苦恼和专制的恐惧之间摇摆不定。当行政效率太低的时候，专制似乎也可以忍受；而当专制真的到来，行政效率低下似乎又没什么不好了。所以海涅这个自诩是法国和德国的桥梁的人，在挖苦德意志同胞的时候也挖苦了一下法国人，他说：“英国人爱自由就像爱合法妻子，平时不闻不问，但是谁敢伸手他们就跟你拼命。法国人爱自由就像爱情人，有时候热情如火，一旦没热情了又不闻不问。德意志人爱自由就像爱他们的老祖母，平时想不起来，想起来就大哭一场。”

法国人对政府和议会的这种纠结心态，是他们历史的必然结果。而他们的这种纠结心态又决定了1792年到今天的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在历史上，法国人两次认真地考虑要遵循三权分立的原则，缔造一个拥有足够的权威和合法性的政府。第一次是1848年第二次是1959年，隔的有点久远但就是这样。

1804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首席执政拿破仑成为法国人的皇帝，自此直到1848年，整整40多年间，虽然经历了一个帝国、两次王朝复辟、一个人民国王，但法国一直都是君主制。直到1848年路易·菲利普放弃了他的王位流亡英国。法国才再次建立共和制。在制定宪法的时候，议会里的共和派和自由派认真反思了第一共和国失败的原因，同时参考了当时已经平稳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国经验，之后认为立法权和行政权互相倾轧是失败的根源之一：所以新的共和国决心在法国实行民主和普选的同时，也要通过总统普选——来缔造一个有足够的威望和合法性的政府。但是根据普选法，新增加的几百万选民里，很多人根本不识字，平生第一次摸选票。当他们看到候选人里有一个人叫“路易·拿破仑”的时候，他们毫不意外地让这个人高票当选了。

议会被这个选举结果震惊了。路易·拿破仑在他们眼中根本不是当总统的料。路易·拿破仑自己也确实没打算当什么总统，他回法国就是奔着当皇帝来的。所以原本希望能够互相配合的行政和立法机构，几乎从新总统宣誓就职当天就开始了新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1851年的12月2日，总统先生发动了政变，议会被封闭，共和派的要人被逮捕。总统修改了宪法，然后把宪法付诸全民公决，而且赢了748万票。第二年，亲王总统又把实行帝制的元老院法令付诸全民公决，这次赢了782万票。第二共和国灭亡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普选给法国选出来一位皇帝。法国的下一次总统普选是1968年。

1870年当帝国自己头脑发昏，竟然为了无足轻重的理由发动对普鲁士战争，而且居然还战败，居然皇帝自己成了普鲁士人的俘虏的时候，法国再次爆发了革命。经过了对普鲁士战争和对巴黎公社的围攻和血洗之后，终于回到巴黎的议会再次开始考虑法国的政治制度，这时候没有人再想什么总统普选和三权分立了。政府首脑必须由议会选举，梯也尔先生是“我们的人”。按理说法国应该走上正轨了，但是遗憾的是虽然有了一个没什么个人野心，而且思想上也非常保守的政府首脑，这时候的议会却比他们的政府首脑更保守。我们知道1870年巴黎爆发的革命和组成的议会、还有日后的共和国，其实不是一码事。1870年的议会实际上是第二帝国立法团的延续，他们跟普鲁士包围着的革命的巴黎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当中有着一个强大的派别试图恢复君主制，当然不是让路易·拿破仑再回来，他们支持的是波旁王朝和奥尔良王朝。这两个亲戚王朝的王位觊觎者也达成了一致，决定让波旁王朝的尚博尔伯爵继位为亨利五世，而奥尔良王朝的巴黎伯爵作为亨利五世的继承人在他之后登上王位。对这个要求梯也尔先生态度暧昧，他无法违逆议会的意志，但同时又不想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

结果就是他因为不够保守而被议会赶下了台。议会选举了一个比梯也尔先生坚定的保王党人，巴黎公社的征服者麦克马洪元帅。并且期待他恢复法国的君主制，遗憾的是当保守的议会终于得到一个保守的总统的时候，议会又改选了。梯也尔时代议会嫌总统不够保守，结果保守的麦克马洪来了，议会自己又开始左了，这就很尴尬了。1873年麦克马洪元帅开始推动君主制复辟，但是议会里保王党的优势已经不够了，尚博尔伯爵不妥协的态度又增加了复辟的难度。结果就是在1875年议会反复争夺之后，还是通过了宣布法国为共和国的宪法，第三共和国建立了。之后麦克马洪元帅在他支持的右翼党派连续选举失败之后不得不于1879年辞职，懒散的伏尔泰主义者茹尔·格列维当选共和国总统。这时候再也没有人说什么三权分立了。新总统宣布自己绝不在违逆议会意志的情况下行使自己的职权，共和国总统成了议会的摆设。议会选举这些总统出来让他们成为共和国的象征，但是陷于分裂的共和国多数情况下都是不招人喜欢的，所以在第三共和国短暂的历史上，有两位总统被人打死，一位总统不明不白地死在爱丽舍宫，然后他的死成了左派小报的花边新闻。共和国总统负责背黑锅还得负责送死。除了枪弹和刺刀还要面对鸡蛋、西红柿和面粉。

在共和国这列列车上，路易·拿破仑和梯也尔都是掌控国家的司机，但是从麦克马洪开始总统先生就靠边站了，从格列维到卢贝，共和国总统的地位一再跌落，当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列车上看似重要、实则可有可无的贵客。而悲剧的时候也就在此刻，真的有一位共和国总统被总统专列给扔了：1920年保罗·德夏内尔当选总统，1920年5月乘专车前往蒙布里松出席纪念碑揭幕仪式。结果专列正常行驶到鲁昂突然发现共和国总统衣服鞋都在，但是人没了。同时一个扳道工发现一个穿着睡衣摔伤了的人反复跟他说“我说了你也不会信，我是共和国总统”。

1945年当法国从纳粹占领下光复的时候，议会还是希望延续第三共和国的传统。但是他们的做法激怒了法国的救星戴高乐将军。将军在1959年发动了政变，修改了宪法，才给共和国总统争取到今天这样的权利。同时在1968年举行了法国历史上第二次总统选举。

从政治的角度上说法国总统之所以奇葩多，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共和国总统这个职位就十足奇葩，只有奇葩的人才愿意当。而从文化的角度上怎么解释呢？

我们都知道欧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总体上存在着左右两派。在婚姻、家庭、伦理道德问题上，左派总体上是主张性解放的，认为婚姻制度、家庭关系都是私有制的壁垒和保护伞，“婚姻是一种财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条，而在欧洲左派那里这也是他们的基本信念。所以你看到社会党的奥朗德总统带着第一女朋友入住爱丽舍宫，前第一女友作为议会议长出现在波旁宫，你一点都不应该感到意外，相反这可能是政策偏保守的奥朗德总统少数可以得到党内左翼认同的地方呢。

相比之下密特朗总统虽然也是社会党的总统，但他就结了婚而且在爱丽舍宫过着奢侈的生活，虽然也有绯闻和婚外恋，但他的婚姻观却比奥朗德总统右得多，毕竟密特朗原本是一个戴高乐派，为了谋求政治上的发达，才加入社会党。他在争取连任的时候才不得不放低身段去争取党内左翼“老同志”们的支持，让爱丽舍宫的办公室替他安排了一次晚餐会，结果“老同志”们选在巴黎郊区的一个工人餐厅，据说整个晚餐期间总统基本上什么都没吃，也没说一句话，一直到晚餐结束，密特朗才拉着老同志们的手挤出一句“这个馆子不错！”

说到这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来了，既然左派认为婚姻是伪善，道德是阶级陋习，追求性解放，所以奥朗德总统压根就不结婚，那为什么右派，本来应该捍卫伦理道德、捍卫家庭和婚姻的右派，在这个问题上也出了这么多奇葩？萨科齐、希拉克、德斯坦都是右派的总统，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也一个比一个劲爆呢？这里我们就得花点时间区分一下右翼和右翼的区别。

单就婚姻、家庭、伦理道德而言，右翼跟右翼的区别也是很大的。首先从宗教的角度说，清教徒尤其是美国的清教徒是最右的，在这个问题上基本眼里不揉沙子。看过霍桑的《红字》的人都知道。这帮人是真拿自己当圣人，虽然进入21世纪，但是反对婚前性行为，反对堕胎，反对婚外恋，捍卫家庭，在这个问题上右的不能再右了，唯一比较开明的就是允许离婚。这一点在十九世纪让美国成了不少欧洲人的天堂，跑到美国离婚去！——是当时老欧洲人跑去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这个问题上英国跟美国又不一样。英国人是信国教会的，这个宗教很神奇，从信仰到仪式都跟天主教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不承认罗马教皇，顺便允许教士结婚。这原本是一个为了方便亨利八世离婚而诞生的新宗教。但是他们却不方便查尔斯王子和黛安娜王妃离婚，弄的这俩人一直就是分居没离婚。这一派在婚姻问题上很多时候也沿袭了天主教的传统看法，就是婚姻是婚姻、爱情是爱情，你们应该自己安排好不要把它们搅和到一起。如果非要搅和到一起，最好认赌服输，这辈子就这样了。所以英国的新教徒贵族在十八十九世纪也是非常风流的，比欧洲大陆一点不含糊。但是涉及到婚姻的问题就异常慎重，轻易不要结婚，结了婚就千万不要离，所以英国人在文化上非常重视婚姻、家庭作为制度和财产关系的这一面，而对它作为感情、和两个人的结合的部分就不太敏感。两个早就分居的人一直到一方出车祸死了，在国教会眼里依然是夫妻，我可没说黛安娜王妃。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极端例子就是乔治四世和他的兄弟们，生了一大票的私生子，但几乎都没有合法的子女，最后只能选择维多利亚女王继承王位。

而在法国，天主教教士两千年来不许结婚，所以在婚姻问题上的思想最开明，尤其是十八世纪巴洛克时期的天主教会，高级教士照镜子的时候，往往都需要一种特别开明的态度才会觉得自己的良心欢蹦乱跳。所以在近代早期的法国上层阶级里就形成了一种类似英国式的道德观念，结婚是制度和风俗，大家追求自己幸福的时候要首先不冒犯制度和风俗，十八世纪式的发乎情止于礼。于是法国的道德标准本身就是最宽松的，贵族对待道德的看法，和马克思对待道德的看法其实只有立场的区别：贵族觉得婚姻是财产关系的一部分所以必须捍卫，马克思觉得婚姻是一种财产关系根本跟感情没关系，所以应该废除。在婚姻是一种财产关系这个问题上，左右两派的出发点其实是一样的。

这样一来，法国奇葩辈出就一点不奇怪了，路易·拿破仑先生住在爱丽舍宫的时候也没有结婚，但是那个时代还比较保守，所以他的第一女朋友没能一起入住，他白天在总统府办公，晚上换便装溜出去见第一女朋友。

第三共和国的总统们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时代，正是美好年代，连英国王太子都跑来勾搭女演员，共和国总统能闲得住？1899年2月16日福尔总统被发现死在爱丽舍宫，总统府的声明中宣布总统死于心脏病突发，但是小道消息满天飞，有人绘声绘色的描述了总统的情人是如何衣不蔽体的惊慌失措地被人从爱丽舍宫的卧室送走的。然后左派的报纸立刻大幅标题宣传总统死于马上风。还有记者给总统的情人玛格丽特·斯坦克尔夫人起了一个外号叫“死亡之泵”，理由想必读者们自己可以理解。

在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美国一直都很保守，作为殖民地的美洲因为清教的影响和贫富差距不够大的缘故，所以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凌驾在普遍道德之上的阶层。而在英国虽然形成了这个阶层，但是因为近代市民社会兴起的缘故，市民阶级和上层阶级达成了一个至少家丑不要外扬的前提下的平衡。法国原本就有一个视道德为无物的上层阶级，而近代兴起的市民社会当中，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又跟他们一样反对传统和道德。所以市民阶级的解放热情碰上了上层阶级的宽松态度，就形成了现代法国的文化：在这个文化里，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和伦理观几乎没有容身之地，左派觉得他们假道学，右派觉得他们太少见多怪。

同时出于对政府本能的不信任，法国人也不希望他们的总统是一个“完人”或者“圣人”。在选举总统的时候，大家希望总统最好能有才能，因为毕竟总统先生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但是人们也希望总统先生最好有点缺点、更亲民，因为总统总归掌握着巨大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