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温州人在巴黎如何致富？

新观察网    作者：刘学伟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

本月，德国市场调研机构GfK对德国和其他7个国家的8000名员工进行了一项名为“哪个国家的员工最勤劳？”的专题调查。结果，中国员工排名第一，之后是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印度、荷兰的员工。来自“浪漫国度”的法国员工则被选为“最懒惰的员工”。

那么当“最勤劳”的中国人闯入“最懒惰”的法国，会有怎样的故事呢？在法国生活几十年的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刘学伟，以重要的华商群体——温州人为例，讲述中国人勤劳、艰辛的“抢滩”之路。

出国之前，我甚至没有听说过有温州这么个地方。现在当然知道它在中国浙江省的南部，一直是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最迟缓的地区之一。比如这里直到文革结束，居然还没有通火车。然而这种迟缓在这个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温州一跃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成了中国变化最快最大的地方之一。而且这里的变化得力于国家的甚少，它既不是国家设立的特区，也没有大批的大型国有企业，国家自始至终没有在那里投入过巨大的资金。那里的一切，都是温州人，温州的私人资本自己折腾出来的。

其实我也根本没有去过国内的温州地区。我对温州人的了解，完全在法国。我在这里的确是认识了太多的温州人。他们有很多的优点，很多的缺点。总结起来，我才有了本文标题的那句话：他们是中国人的平方，中国人的变本加厉，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当然优点还是远远多过缺点，所以才有了中国人如今在法国、在欧洲与众不同的身份地位。

在法国的外国族群，最大的毫无疑问当属阿拉伯人和黑人。他们加在一起，应当占有法国10%左右的人口。就是说600万上下。由于法国人的忌讳，这方面的官方统计资料完全阙如，只有估计。在法国的亚洲人（更确切地说，是东亚黄种人）的数目，同样只有估计，总之都在1%以下。大约数十万之谱。

而亚洲人之中，又分两个族群。一是印度支那巨变之后逃难来的东南亚越南、老挝、柬埔寨难民。二就是中国人了。（至于东北亚的日本人、韩国人，那真是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中国人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那些来自东南亚难民中的有中国人血统的广东人。第二部分才是直接从中国大陆各省来的正份的中国人。这正份的中国人我又要把他们分成两个部分了。第一部分就是来自所有其它省份的中国人，第二部分就是温州人。

这温州人其实还可以分，就是分成温州人和青田人。在温州地区，温州人是城里人，青田人就更落后，是乡下人。现如今，青田已划归丽水市管辖。但经济地理上，始终是温州地区的一部分，丽水也一样。就在温州旁边，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城市，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也有着与温州经济极多的关联与同质性。如果说温州人是中国人的平方，那青田人就是温州人的平方，一般中国人的立方了。现在我开始讲一些我在这里亲历的，和听到的一些温州人的故事了。

我最先认识的一个温州人，是一个青田人，文化很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投奔他的一个在法国的远亲，是最早到法国的温州人之一。他和他的远房叔父，开始就在这里外省的广场上摆摊售货。后来从国内娶来了一位能干的青田籍大学生太太。一起开始打拼。

据他们告诉我，开始还是在露天摆摊，生下孩子，就放在筐里，放在摊下，经历风吹雨打日晒。当然后来慢慢有了一点钱，就搬到了巴黎，盘下了一个小店面，开始做起了批发廉价首饰（称假首饰，与金银珠宝构成的昂贵首饰对称）、廉价皮包生意。今天的巴黎市中心的三区，有十来条街道的整一个街区，现在都成了温州人批发假首饰皮包和其它以礼品为核心的小商品的商业区，其商业辐射力已经达到整个欧洲，乃至非洲。

然后，这个家庭就开始繁衍。不是就地生儿育女的繁衍，这个速度太慢。而是从国内通过各种途径把自己的亲人由近及远地不停地通过合法的非法的所有可能的方式搬到法国来。不到十年，这个家族就有数十个人来到了法国。然后各自以几何加倍，原子链式分裂的速度继续扩展。三十年下来，这一系的青田移民就已达到数百人甚至更多（我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加上类似的其他家族，这里的温州人、青田人现在就已经有了数万之谱。

我来法国已经有27年，到巴黎居住也有24年。也就是说温州人在法国的扩张，绝大部分都在我的眼皮底下发生。比如前面说到那位青田前辈，现在已是元老级的人物，青田同乡会的永久名誉会长。他最先带到法国那些人，已经有不下十位任过会长副会长，现在也是名誉会长，不过有资格当永久名誉会长的也就两三位。现在，他们家族的婚宴，或青田社团的活动，通常的规模达到50桌，500人。经常都是租用法国的五星级宾馆乃至著名城堡的宴会厅举行。而温州人在整个欧洲都具有统治地位（份额50%以上）的经济行业，已经有假首饰、皮包、礼品三项，服装行业则正在全速扩张之中。

这位青田前辈一家人对我的小家在法国的发展，有过很多帮助，可以说是我家的恩人。我会永远感谢他们。

这里来说温州人起家的第一阶段，自然也是最艰苦的阶段。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开始，国际贸易还没有成型。他们在这里卖的商品，绝大部分都是自己就地生产的。材料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法国犹太服装皮包工厂丢出来的边角布料、皮料。

给你描述一个那时的皮包工厂的典型场面。在巴黎郊区某个老旧街区，租下一个有数十上百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面一半放上数台缝纫之类的机器，另一半则是数个地铺。过道里则是炊具，自然还是会有厕所和洗澡的地方。除了老板要出去买进原料食物送出成品，工人们在这间房里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他们告诉我，不知多少个月，都没有看见太阳是什么样子。他们一般都是老板从国内接来的亲戚，老板为他们垫付了偷渡之类的价值人民币十万元以上的费用，他们必须以数年的劳动偿还。这之间真的不存在明确的剥削关系。他们都是亲戚，只有先来后到，能力大小之间的互相帮衬而已。数年之后，以前的小老板好些成了中老板大老板。以前的工人则有了身份，学会了开车，学了一点起码的法文，就可以出去单飞了。

他们的第一桶金如何得来呢？就是月兰会。一个会大体有数十人，会首是一个有相当身家和号召力的商人。他承头，召集，并担保其他人的信用。每个入会之人，每月承诺出一百两百至三五百元不等，由会首负责收集，然后由标会之人自由竟价，让利最多之人，可以取走本月总会金数万元。作为生意本钱。

让利的方式是：比如足额会金是500元。甲承诺只收450， 但归还500，乙承诺只收440，丙承诺430等。总之承诺最低者，就可以先拿走本期整体会金。一人只能拿一次，拿过的不能再拿。直到参会之人都拿过一次该会就算结束。一般都是那些最急需钱用的人，以高利拿走钱。而不急需的人则一直等到最后，可以完全不付利息，其实就是倒收利息取回资本。比如这个会共30人，月会金是500，一月的总额是15000元。最开始用钱的人拿到的可能还不到12000元呢。最后的则可以得到15000元。参会的人一般都是亲戚朋友，倒会的风险很小。如有人赖账，会首必须负责追回，追不回则会首必须包赔。除非会首也破产（这种风险真的很小），参会人的资金真的很安全。会首好像并无特权，却有特别的责任。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剥削方式，而是一种十分独具特色的亲友互助融资方式。

我刚刚说到的温州人地下工厂的故事，在法国并非绝密。大约10年前，法国一家官方电视台还就此做了一个庞大的节目。以什么条件取得中国人的合作我不知道，但是我在播出的电视专题片中看到了我前面说过的大房间，一半铺满地铺，一半摆满机器。工人们日夜工作，数月都不会出屋一次。问他们苦不苦。他们说：“在国内时，我们在山上砍柴，在井下挖煤。这里的活比起国内不算苦。”

法国电视台拿着他们录制的这些节目，居然跑到中国找到那些偷渡者的父母，把他们的子女在法国的生活工作状态放给父母看。我看到，一个母亲泪流满面。而父亲则一脸肃然。法国记者问这对父母： “你们知道儿女在那边的真实生活状态吗？你们怎么想？”那位母亲一言不发。而那个父亲则说：“我在这里生意做得不错，我们并不穷。我送儿女过去，让他们受苦，是为了让他们得到锻炼。将来他们还得回来接手我的生意。”

当然这样有远见卓识家境又富裕的父母并不可能是多数。但用这种艰苦来吓阻偷渡似乎并不灵验。因为人们看见的，是那些偷渡者十年八年后，寄回来的钱，盖起的遍布全村，全县，全地区的小洋楼。那些真正失败的人是会被人们自动忽略不计的。在他们看来，那是理所当然的代价。就是不出来，在家乡，不是也有很多人终身受穷吗？出去成功的机会总是大一些。

关于偷渡的历程，我们也听过许多。总之是越早就越艰难。有步行穿过泰国山区的，居然还有翻越喜马拉雅山的，有在集装箱中度过数月的。以后就慢慢改善了。现在大概都是拿着商务考察的签证来了。细节不多说，以免坏了人家的好事。不过我相信，这种民间的偷渡，最多再有10年，就会基本停止，因为已经没有必要。比如今天的日本、南韩、台湾、香港人，还有偷渡的吗？

巴黎的中国人聚居区最老的是13区。中国人在那里经营餐饮、零售。主要族群是广东人。然后是3区、19区、11区、12区这四个区份。3区是皮包首饰批发为主。19区和13区类似，餐饮零售为主。11区服装批发为主。12区的中国人的核心业务则是电脑业。紧靠小巴黎，还有Auberbillier一个商业园区，近来年，又有大批的中国人聚居经营除电脑（这个行当的欧洲批发中心在荷兰，并不以温州人为主。大概是技术性要求太高。）外所有各类的批发生意。除了13区而外，其它的五个华人聚居区，都以温州人为主。

巴黎的华人社团超过一百，多半以商业为重心，多半也以温州人为核心。与商业无关的社团也有一些。比如我参加的《龙吟诗社》，温州人的优势就不明显了。

温州人的优点很多，第一是极度勤劳（这一点真的是中国人的变本加厉）。第二是极度抱团，重乡谊。（这一点与很多中国的地方风格相异，他们窝里不斗。）第三是慷慨大方。人说广东人举行婚宴一定赔钱，因为来宾贺仪人均50欧元，不够饭费。而温州人则一定赚钱。因为贺仪人均300欧元。而宴席价格，人均约100欧元。中国每次遭灾，华人捐款，温州人也总是最多。这也不奇怪，他们成功的生意人也最多嘛。

要说缺点，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做生意太过薄利多销，恶性竞争。把别的族群的竞争者干掉之后，就该干自己了。12区的温州人电脑零售商店的平均利润率据知就5%左右。弄得不仅外国人无法竞争，连中国人、温州人自己，都难以生存。好多店面都空在那里，无法转让。而犹太人就不这样，他们开的服装批发店的平均利润，都还能保住20%左右。中国人的也是只有百分之几的毛利。这一点我想在国内的温州人都一样，大家都看得见。

巴黎2区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也占地十几条街的犹太人服装批发中心区，现在已经受到新起的中国人的极大压力。我一个经营服装零售的朋友告诉我，有一次她进入这里的一家犹太人批发店，人家居然直接断然拒绝售货给中国人。店方说，中国人从他们这里拿走热销的样品，立马复制，几天之后就以一半以下的价格销售。那他们还能不死吗？

现在中国人已经越过了就地生产的阶段，大部分服装的生产都在国内。WTO的服装配额已经结束，中国服装已经可以自由免关税进入欧洲。犹太人在服装业的千年王国，我看最多还要10年，除了高档之外，就会被中国人其实就是温州人全部至少是大部分夺过来。我就亲眼在Aubervilier看见一家犹太人的店铺门口挂着一块中文写的招牌：“吉铺出让”。每看见一个亚洲面孔的人经过，店主就笑容可掬地出来使劲招呼进去看看。

温州人的第二个缺点，更确切地说是缺陷，是缺文化。其实他们也有好些出色的知识分子。我们《龙吟诗社》的主编就是一个很有才气的温州人。只是一般而言，温州人的受教育水平实在偏低。比如我曾经的一个工友，出门坐地铁，他看不懂站名只好数数。比如从我家坐起，第五站就应当下车。有一次打了个盹，就不知道该在哪里下车了。还有一个生意做得不错的餐馆老板，回国公干一月。回到法国，一查账目，发现他本人不在的时候，营业额下降很多。他思考良久，最后总结道：“看来我不在，土气下降了很多呀！”我的一个朋友曾是这位老板的员工。思索了许久，不知道这个“土气”是什么。让我帮着猜，最后还是我猜出来，原来是“士气”呀！可是这个土气的温州老板，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现在也开出了最豪华高档的中餐馆，也是响当当的一方侨领了。

其实我还知道很多温州人的故事。可是这些人都在身边，我讲他们的故事又没有得到他们的授权。如果什么地方讲得不妥，得罪了他们，就实在非我之本意了。因此只好慎言了。

最后若要下个结论，那我要对温州人表达深切的敬意。我认为他们是中国人的最优秀的代表之一。我相信，和中国人族群整体一样，他们的优点将继续地发扬光大，他们的缺点则会逐步甚至快速地得到克服。如果说中国人将来在世界上定会有一份非同寻常的地位，温州人的贡献一定比中国任何其它一个单独的地区（还不是一个省）都大。

http://www.guancha.cn/liu-xue-wei/2013_12_21_19343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