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建筑大师让·努维尔

和法国总统萨科齐一样，世界级建筑大师让·努维尔属于法国婴儿潮一代人，并成为建筑界的当权派。他受“结构主义”影响，天性好冒险，无固定风格，反对千人一面的克隆建筑；他出产颇丰，建筑作品横跨5大洲，项目多达224个。近日，他来到香港，为九龙文化新区出谋划策。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20世纪和21世纪刚刚过去的这十年的悲剧在于，我们割裂了自己与地理环境和历史之间的联系。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城市，都是一个样子，像是被克隆出来的，充满了没有灵魂、没有言语的建筑。

2012年，萨迪亚特岛，这块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27平方公里的小岛将出现一个新兴的文化区。其中，让·努维尔的卢浮宫卫星馆、扎哈·哈迪德的艺术表演中心、弗兰克·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安腾忠雄的海事博物馆将逐一亮相，四位世界级建筑大师的作品在此比邻而居。

一个直径182米的巨大金属穹顶，使得让·努维尔的设计尤为特别；穹顶与所在岛屿的形状相呼应，努维尔称之为“半岛上撑起的遮阳伞”，而更多人把它形容为来自外星的UFO；中东地区炽烈的阳光，透过穹顶的镂空，照射到全白的阿拉伯式建筑上；努维尔又用水在地面上形成反射的镜面，微风吹来，波光粼粼，形成星辰般灿烂的光影效果。这一建筑得到了阿拉伯人的赞赏，让·努维尔甚至登上了阿联酋一家新闻周刊的封面，封面上，他与阿联酋酋长面对面，凝视着博物馆的模型。

阿拉伯世界只是让·努维尔建筑王国中一角；欧洲、美国才是这位64岁的法国建筑师，2008年的普立兹克建筑奖得主最主要的阵营。

徜徉在巴黎街头的游客，不经意间就会与让·努维尔的建筑相遇。只是游客怎么也不会想到，塞纳河左岸的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会跟埃菲尔铁塔脚下的盖布朗利博物馆是同一个建筑师的手笔：前者拥有一整面高科技感十足的玻璃墙，上面整齐地排列着圆形光圈式的花纹，还会像快门落下时一样闪光；后者则粗犷如同“原始森林”，大地色系构成的建筑绵延伸展，植物从外墙一直生长到办公室里。更不用说蒙帕纳斯区的卡地亚基金会，一栋优雅的玻璃建筑，夹在两片巨大的玻璃屏风中间，身在其中，有窗外的大树为你遮阳。

普立兹克奖评委会在授奖时这样评价他：“过去的三十年间，让·努维尔已将建筑的理论和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把好奇、敏锐的冒险态度带入每个项目中，使现代建筑领域不仅有了更多的成功案例，还极大扩展了现代建筑的语汇。”

建筑成为让·努维尔征服世界的独特方式。作为第二位获得普立兹克奖的法国人，努维尔每年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法国，而是转战于世界各地的项目现场。从1973年至今，努维尔的建筑生涯已近四十年，足迹横跨五大洲，建筑规划项目多达224个，其中78个已经建成。这样高的产量和中标率在建筑大师之间也属罕见。

2009年末，让·努维尔受邀参加香港设计营商周期，为九龙文化新区的建设出谋划策。

这位身材高大的法国人，常年留着光头，一双鹰眼深陷，声音洪亮厚实；与自己设计的五彩斑斓的建筑不同，努维尔常年穿黑色的衣服，只有夏天在法国南部度假时才会换上一身全白的行头。讲英文时，他夹杂着浓厚的法国音，以至于有些时候，他需要借助助理的帮助才能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不太流利的英文并不妨碍这位建筑大师在全球各地的项目进展。

“我觉得，过去的十年、乃至一个世纪中，建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与其所存在的地理环境，与其历史背景脱离了关系。”努维尔告诉《外滩画报》记者，“每一块土地，每一个客户，都有权利获得一项全新的、完整的规划，一个完全与当地融入的，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建筑。”

“时代造就了我”

“他很不固定，不断尝试，虽然不是每次都可行。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他的作品中既有非凡的杰作，也有实验性的和不那么符合美学的作品。但是每一次，让都愿意投身其中，去做新的尝试。这真是了不起的品质。”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曾这样评价好友努维尔。

和法国现任总统萨科齐一样，让·努维尔出生于二战后的法国。二战后，法国迎来了婴儿潮，法国人将这一代人称作“糟糕一代”(theInfantsTerrible)，而努维尔可能是其中最“糟糕”的一个。努维尔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高中老师。少年努维尔一度想学习绘画，但是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我的父母不肯付学费。他们觉得当艺术家太朝不保夕了，让我去学数学或科学，双方妥协的结果是我学了建筑。有用，但也跟画画有点关系。”努维尔说。

1968年，努维尔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建筑系。当时，法国政府正要关闭美术学院的建筑专业，所以安排的教员也有些“不靠谱”：一个是以圣像为创作主题的艺术家兼建筑师克劳德·帕朗(ClaudeParent)，另一个是哲学家改行的建筑家保罗·维里罗(PaulVirilio)。这两位老师对努维尔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让他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带上了哲学、神学的倾向。至今，努维尔最爱听的音乐还是11、12世纪的教堂合唱，最爱的建筑则是以彩色玻璃窗闻名的巴黎圣礼拜堂。

在校期间，努维尔就公然藐视学校的教育方法。当时的建筑教育普遍不重视调查和批评，而是以图纸的精美程度给学生打分。系里布置作业让学生画一幅儿童图书馆的设计图，努维尔写了一篇对“法国各地儿童心目中的图书馆”的分析报告交上去，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被退回。类似的事情屡屡发生。努维尔也常混迹于巴黎的艺术青年之中，与他们高谈阔论。

努维尔说：“当时建筑界盛行国际主义风格，我发现，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呈现出雷同的面貌，混凝土的方块房子比比皆是，建筑与本国文化没有任何联系，与所在环境也并不和谐，只是克隆、再克隆。这并不是一名建筑师应有的态度。”

从大二起，努维尔就在老师克劳德·帕朗的工作室打工；毕业以后，他继续在那里工作。25岁那年，努维尔在帕朗的帮助下自立门户，与人合开了一间建筑师事务所。努维尔在帕朗的引介下认识了艺术评论家乔治·布大宣(GeorgeBoudaille)，这让努维尔能参与两年一次的艺术博览会馆设计，艺术的视野越发开阔。

社会、家庭、教育的背景相互作用，奠定了努维尔日后创作的基调。“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努维尔说，“我出生于战后的法国，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如果我不去好好地分析一件事，那我就会迷失方向。”

1980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提议在巴黎塞纳河畔建造一座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ArabWorldInstitute)，让法国人更多地了解阿拉伯文化的价值。那个时期，法国政府修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府工程。仅在巴黎，就有卢浮宫扩建工程、巴士底歌剧院、国家图书馆，以及德方斯巨大的拱门等。所有这些建筑的方案都通过竞赛取得的(举办竞赛是法国挑选公共建筑设计方案的惯常做法)。众多的竞赛让像努维尔这样的年轻设计师获得了崭露头角的机会。

1987年，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正式开放。这成为努维尔最成功的处女秀。这座楔形建筑位于传统居民区——圣日尔曼区，过去为巴黎贵族居住区，现在仍保留着上百年的公馆，大多数变为外国使馆和政府机关。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沿塞纳河而建，邻近巴黎圣母院，一面临街，建筑的两面墙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风貌。沿河的北面墙壁，他使用了一种新的玻璃材料，让其与圣母院的风格完美融合，还画出了了天际线。而临街的南面墙壁，他用一种全新的技术模仿了阿拉伯建筑中特有的挑窗台。努维尔说：“这个建筑的目的就是谈论阿拉伯文化，阿拉伯建筑的核心就是光线和几何形状。”多阴雨天气的法国无法与阿拉伯的日照条件媲美，所以努维尔想到，使用保温玻璃，并使用一种可以调节的几何形状来控制光照和气温。

努维尔跟团队发明了一种像照相机快门一样的电子装置，由电脑根据温度和亮度来自动调节，从而保持室内的光线永远适中。同时，这也创造了一种阿拉伯式的高贵；木质或大理石的挑窗台在阿拉伯人眼里是非常珍贵的，而玻璃制成的挑窗台也有同样的效果。因为这个设计太过成功，控光装置的快门很少需要改变。但政府为了照顾游客的情绪，就设定电脑每小时都会强制闪光一次，这大大惹恼了努维尔。从1987年到现在，每换一届总统，努维尔都要去抗议一次，要求改回他的设置，但至今都未成功。

位于阿联酋的卢浮宫卫星馆，和位于巴黎的阿拉伯世界中心，在外形上毫无相似之处，但却同样传达了阿拉伯文化的精神内核，并与周遭环境和谐互补，从而成为让·努维尔建筑理念的绝佳范例。他在建筑中大量地使用高科技，先进材料，但在概念上则异常贴近历史和文化。

“20世纪和21世纪刚刚过去的这十年的悲剧在于，我们割裂了自己与地理环境和历史之间的联系。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城市，都是一个样子，像是被克隆出来的。电脑出现以后，克隆变得更加简单，同一个建筑只要稍稍地拉长，或者变宽，就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冒出来，材料、结构都没有改变，甚至颜色都一样。这些是没有灵魂、没有言语的建筑。”努维尔告诉记者，“我的每一件作品中，都在寻找事物真实的面貌，这不是一个时髦的想法，但这是做出真品的唯一办法。”

“我做的是修改，而不是割裂。”努维尔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建筑理念。

看一场努维尔导演的建筑电影

“文德斯，大卫·林奇，哦，太多了！”

当记者问起这位建筑师喜欢的导演时，努维尔回答道。他说：“建筑就像电影，总有故事要讲，总有情绪要表达。”

没能如愿成为艺术家的努维尔，在电影中找到了更多的共鸣。努维尔喜欢用电影来阐释自己的设计理念，在向人解释自己的作品时，他也爱用电影做比喻，“建筑的存在就像电影，是以实践和运动来衡量的。一个人思考、构想和阅读一个建筑物时，是以一连串连续的形式来进行的……建筑不只是形状、线条的组合，这在过去也许可行，但是今天，建筑意味着更多。”对他来说，建筑设计从开始构思到施工完成的过程，与一部电影的形成并无二致，而他自己就是掌镜的导演。

2006年完工的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古瑟里剧院，是努维尔在美国的第一个项目。明尼阿波利斯是一座于19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毗邻密西西比河，并依靠水利发展起庞大的面粉加工业。如今，工厂、仓库、水闸、磨坊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

古瑟里剧院的周围很空旷，有一座桥、一条河、一个瀑布和一家工厂。努维尔没有错过利用这些景观，他用黑色长方体和圆柱体构架了建筑的主要结构，在一片白色的厂房中一下子凸显出来。一座“无尽的桥”从建筑的二楼平行延伸出来，横跨剧院门前的公路，桥的尽头是一整块玻璃，如同一个永远的取景框，将密西西比河上的石头桥、旁边的圣安东尼瀑布和巨型厂房凝成一幅安静的画面。

就像一个导演的背后有编剧、灯光师、艺术指导等人一样，努维尔的每个设计项目的开始，都凝结了一个团队的力量。每个项目设计开始之前，他会召集很多人来讨论项目的方案。这其中不但有工程建筑方面的专家，有当地的文化学者，还有他的同事，和来自各界的朋友。努维尔很看重这个过程，这其实也是建筑与环境、历史和文化对话的过程。他从中积累大量素材，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将所有的可能性一一罗列，构成一份巨大的清单。

接下来，则是他一个人的战斗，孤独地将资料吸收转化，完成质的飞跃，努维尔把这个过程称为“飞向天空”。努维尔说：“在许多工程的开始，我和我的团队以及其他参与者有许多会议，我们不断地讨论、分析。这就好像列目录一样简单，把该做的事情和不该做的事情列出来就行。接下来就是我做出选择的时候，这就像飞向天空，只能是我、建筑师本人的选择，这也是我的责任。”

在大量的研究报告面前，努维尔陷入孤独和沉思，等待灵光闪现。他承认自己很多好的构思都是在枕边完成的，“之前很多人热烈讨论的头脑风暴，跟此时的寂静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反差。”努维尔说。

在沉思中得出方案的努维尔，开始与他的团队沟通，向他们解释自己的理念，选择这些材料的原因，如何处理灯光等一系列问题。充分沟通后，他们开始绘制图纸，制作模型。最初的方案并非不可修改，“我把我的第一个方案看作是一个感觉的信封，这里面包括了我认为可以起作用的因素。就像导演会返回修改剧本，我们也会在进行的过程中修改方案。”

与导演们一样，努维尔也喜欢光，并像使用玻璃和混凝土一样使用光。“传统的建筑以固定的体量为基础，忽略了光的重要性、可能性和多样性。光会改变建筑的形态，对我来说，使用光的感染力是我的建筑中最基本的东西，我的建筑经常被五六组不同的灯光环绕。”

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是一座关于精确空间中光线组织和变化的建筑，也是努维尔的建筑和电影院模拟关系最接近的作品。中心南墙面有自动的照片感光的控光装置，在中心有悬挂条纹大理石的采光井，这可以为室内带来光线层次、空间体积和开放闭合感的忽然转换。这座建筑因它所造成的对比和复杂而富有趣味，它使得参观建筑就像看一个电影的连续镜头。“变化的结果根据穿过它的不同路线，在不同的体积和不同的光线层次之间，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照相机镜头的视角和光圈。”努维尔说。

“愚蠢的建筑迟早会被废弃”

1987年以后，努维尔声名大振，事务所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努维尔向他的下一个目标发出了挑战——摩天楼，为此，他将手下的员工扩展到100人。

“无穷塔”(EndlessTower)是努维尔建筑生涯中一件特殊的作品。这座预计400米高的建筑，是努维尔的一次狂想，在他的设计中，墙面从下往上分别由花岗岩、铝、不锈钢、玻璃建造，颜色越来越浅色，以至于人们抬头仰视时，它就如同逐渐消失在空中一般。这座塔计划建在巴黎，如果建成，将成为世界上最薄的摩天楼。

然而，1990年代的巴黎，房地产市场低迷，扩大后的事务所不堪重负，继而倒闭，努维尔背上了巨额债务。1994年，公司重组，努维尔从老板变成了雇员。直到2004年才还清债务和税款，重新获得公司一半的股份。经过重组的公司逐渐走向正轨，努维尔的项目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我不知道下一个建筑会是什么样，”努维尔说，“但肯定的是，我需要大量的分析数据和文字资料，这是我想象的基础。”

建于2005年的巴塞罗那阿格巴(TorreAgbar)大厦，已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座子弹形的大楼，墙面由25种颜色的铝格，和近6万扇彩色玻璃窗拼成，罩住了整座建筑。可以根据天气调节，增强了内部空间的光照，又能隔热保温。太阳升起落下，大厦也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远远看去仿佛大楼表面泛起了波光，又好想一股巨大的水流正冲向天际。

2007年，纽约的11大街与19街交界处的100-11大厦破土动工，它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哈德逊河畔，与弗兰克·盖里(FrankGehry)设计的IAC大楼相邻。当让·努维尔获得这个项目时，他兴奋地给好友弗兰克·盖里打去电话，用法语说：“我来了！”

这栋23层的公寓楼是如此的与众不同，通体由不规则的玻璃窗拼贴而成，如同升级版的蒙德里安的抽象画。每块玻璃的大小、透明度、倾斜角度都不同，所以人们在不同地点、时间观看，就会看到不同的效果。照例，努维尔包揽了这座公寓的全部内部装潢，金属感的厨房，触控的洗手间，每个房间都能享受到整面墙一样大的玻璃窗，视野开阔。

而纽约当代美术馆(MoMA)也将75层的摩天大厦项目交给了努维尔。这是一座钢和玻璃结构，扭曲的、“锋利”的大厦。努维尔的商业伙伴米歇尔·帕里西(MichelPelissié）说：“这是他现在最重要的项目。”为了一圆摩天楼之梦，努维尔十分渴望得到这个项目，甚至敦促帕里西不要在谈判费用时与开发商太过计较。

努维尔常被人指责作品不够考虑实际，浪费资源，维护费用高昂。努维尔认为，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人人都在谈，但这件事不用多谈，只是需要行动。“在做建筑设计时，你不仅要考虑建筑成本，还要计算维护成本和运营成本，我们要把近二十年的预算都计算进去，然后选择最便宜的那个。所以这是理论和现实的差距，理论人人都同意，但现实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你得投入更多钱。但当你问人要钱时，人人都说不。对我来说，可持续性的建筑不仅仅是关于材料、结构，而是一种概念，建造可以长久留存下去的建筑，因为愚蠢的建筑迟早会被废弃。”

“我总是在设计不同的建筑，从不使用相似的语汇，”努维尔说，“但我的设计态度从未改变，我关心的价值从未改变，建筑是时代的缩影，这是我对建筑的定义。”

让·努维尔的枕边，常年放着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日记式的诗集《不安之书》。“它让我感到平静。对于像我这样太过忙碌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哲学的洗礼，是必要的宣泄。”

“我永远生活于现在。未来怎样我不知道，而过去已非我所有。前者具有一切可能性，使我感到压力，后者是虚无的现实。”生活在现在，也是努维尔的信条。他常说自己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我从没遇到过像他这么不在乎钱的人，”努维尔多年的好友吉尔博·布朗斯通(GilbertBrownstone)说，“他喜欢意大利食物和好的红酒，只要有了这些，他就烦恼全无。”

在外奔波时，努维尔经常会挂念自己13岁的女儿。这是他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孩子，天生大脑损伤，不会说话、写字和走路，只能在别人的看护下度日。“她喜欢电脑，还会拍些照片，我想，也许她能成为一名非常特殊的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