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对民主的历史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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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一个今人兴奋而又焦虑不安的时期。启蒙主义运动的影响和美国革命的实践，似乎向欧洲的知识分子表明，一个他们翘首盼望的以自由民主为标志的新时代即将到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无异于证实了这个时代的到来，然而它并未给欢呼的知识分子带来他们向往的一切。不错，革命的确推翻了一个专制王朝，但它也同时带来了社会的动荡、血腥的屠杀和前所未有的集权与专制。一个十分今人震惊的现象是，一大批狂热追求自己理想的法国知识分子，却把自己送上了革命的断头台。这种任何智者在事先都不曾预见的历史现象，理所当然地在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并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由支持革命变成了反对革命。

对法国大革命的总体评价至今仍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对法国大革命反思乃至攻击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却是无人能够否认的。毋庸讳言，这是一股保守主义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有迈斯特尔、博纳尔及著名的埃德蒙．伯克等人。随著时光的流逝，其他人的言论己逐渐被人们淡忘，只有伯克的观点成为现代西方思想的主要财富之一。

伯克认为:“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最今人震惊的事。”虽然他支持北美独立战争，谴责英国在印度的暴行，但却不喜欢革命，因为法国革命破坏了他所了解的关于人类本性和政治的常识。在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中，他阐述了他的政治学观点。他十分尖刻地指出，启蒙运动通过其对人的简单抽象的概念，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秩序的乌托邦式的要求，最终把法国引向了一场灾难。它把人类的虚妄称为理智，把人类一些最重要的历史智慧，如宗教、传统及人与人之间的具体联系通通抛弃，而代之以人权之类的抽象口号，结果导致了不信上帝的人们互相屠杀。由此，伯克在很简单地回答了当时困惑著人们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即一大群本是追求光明与理想的人们为什么会在转瞬之间变得如此冷酷无情？

伯克的答案是，因为他们抛交了传统，抛弈了人类世代集体智慧的结晶，他说:“你们将看到，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我国政制的一贯政策是提倡和维护我们的自由权，把它们看我作我们祖先给我们传下来的并将由我们传给后代的遗产，把它们看作特别属于这个王国的人民的财产，而不必以任何其他更普遍或更优先的权利为依据。由于这个缘故，我国的政制虽然在其各个部分之间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别，但它却保持着协调一致。……“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深思热虑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顺乎自然的美妙的结果，因为自然是不需要思索而又超越思索之上的智慧。革新的精神一般是自私心理和狭隘见识的产物。……”（i）也许，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用继承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自由”。人类的权利不是来自学者们形而上学的假设，而是来自传统与经验。而这一点，恰恰是启蒙学者们所忽视的。

伯克认为，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的革命者，他们都抛弃了传统，认为这不过是一堆破旧的废物，因此，他们毫无顾忌地在传统的基础下埋设一个即将爆炸的地雷。在一次巨大的爆炸中，所有人类获致的东西，所有的先例，所有的宪章，所有的议会法令，都会化为灰烬。他们有“人权”，反对者肯定是瞎眼的；他们不承认调和与妥协，任何与他们的全面要求有所保留的事物，对他们而言那是丑恶与非正义的。结果只能是摧毁一切，他们的人权没有留下政府来保证其行政持续性的安全、正义和仁慈……”2伯克由此指出，启蒙运动最大的虚妄在于对民主的幻想，事实上，民主已由法国革命的事实证明，它必然导致暴政，结果是对社会的毁灭。

伯克认为，政府是人类智慧为了满足人需要而建立的一种聪明的设置，这种设置不仅要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必须控制群众疯狂的热情以及他们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只能通过群众自身之外的权力机构才行，靠民主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人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对自己意愿的约束，对自由的控制，并不是社会对他们的压制，而是他们自己享受的权利。人们形成现存的政治社会并不是先知的设计，而是经验、历史与宗教的产物。换言之，人首先是宗教的产物，其次是历史的产物，空洞的自由民主只能是学者的想象，只能导致混乱而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因此，伯克坚决反对“民众的意愿就是对的”这一假设前提，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推卸政治责任的方法。如他当选，他将会按照自己的判断对国家的利益负责，而不管这些看法是否同选民的意愿一致。他指出，议员并不是以选民为师去向他们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他还以雄辩的方式证明，任何严肃的政治家，必定具有他认为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策的想法，公开宣布他的想法，由此而寻求实施其政策的手段。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使伯克怀疑一切理性和形而上学的论断，乃至对单凭理性的决断产生了某种恐慌感。他担心完全置于个人理智审度下的社会生活，因为每个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多数人的理性之和也未必一定正确，而这恰好是民主的基础，如果多人的判断失误，所造成的灾难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了。由此可见，伯克极力反对民主的前提是建立在人性不完备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既不反对人权，也不反对社会变革，只是反对那种按多数人的狂热决定办事的危险倾向，希望在继承人类作为一个类别在世世代代积累下的智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等级的宽容的社会。

伯克特别讨厌那些一刻不停，跳来跳去的政治社会发明家，他们毫无耐心去思考或寻找他们祖先的智慧，就急急忙忙地试图按照他们的发明把整个社会推倒重建，似乎人类诞生以来，只有他们才是第一个会思考的人。正因为他努力地捍卫传统来对抗抽象的人权和民主，他曾被形容成为“权威的卫士”，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伯克的思想是深刻的，但从总体上看，他却是在与那个时代的潮流作对。正如阿克顿勋爵后来承认的，革命“教会人民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看作是衡量自己权利的最高标准。”④除此之外，很多知识分子虽然认为伯克的话有道理，但仍然希望，革命能在摧毁旧的一切后，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一个美好的政府与社会。这是一种纯洁的，可以理解的想法: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此之前并未体验过真正的大众民主，也很难完全相信民主就是法国式的鲜血与恐怖。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创造一个真正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这成为1830年，尤其1848年革命的主要思想基础。

（二）

1830年的法国革命实质上是由共和党人，即巴黎革命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核心部分所发动的。革命的结局是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为国王的七月王朝，受益者则是银行家、商人和新崛起的工业家。对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言，这场革命对于他们的理想只不过是再一次的梦幻而已。于是，他们继续为努力建设一个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种努力的一个历史性成果，便是1848年革命。任何一次革命都绝不会是单一因素的产物，1848年法国革命当然也不会例外。然而，法的知识分子为革命添加了至关重要的燃料——为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却是无人能够否认的。1848年的革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与这种思想准备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历史似乎又跟争取民主的知识分子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这次法兰西共和国不是被反动阶级的武力摧毁，而是被其自身创建的民主选举制度摧毁的。在年轻的共和国实行普选后，占选民大多数的农民投了路易·波拿巴的票。而波拿巴当选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大权完全抓到自己手中，实行了军事独裁，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民主的理想被民主的制度所摧毁，这对充满热情、高呼口号的知识分子无异于当头一棒。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发现了一个悲哀的现实:他们有太多的白日梦和模糊的公式，而太少慎密的思考了。于是，人们便自然地回忆起伯克那令人不太愉快的忠告，并再次对民主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这一次，欧洲知识界出现了两位思想巨匠，那就是托克维尔和穆勒。

在1830年至1848年的两次革命之间，托克维尔就已去过美国，他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实践，思考着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民主这种似乎不可阻挡的洪流，如何才能与自由和欧洲的传统文明协调起来。野蛮的群众暴动是否会摧毁文化？是否会导致新的暴政？托克维尔用一种实证考察方式得出了如下两点至为重要的结论:“要想在自由中寻找别的什么东西的人，生来就是侍候人的。”“威胁民主制度生存的两个主要危险，是立法权完全屈从于选举团的意见及立法权集中了政府的其他全部权力。”托克维尔是第一个指出民主可能成为多数人暴政的人。他认为，任何民主制度都会导致中央集权，因而会导致某种专制制度，有蜕化为个人专制的危险；即使用三权分立来制止个人独裁，也无法制止多数人的暴政。因为任何民主制度的假设前提都是，多数派总是对的，少数派因而几乎无法保证自己的自由不被多数派所剥夺。不幸的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结局似乎证实了托克维尔的预见，而穆勒在此基础上的继续探索使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也许法国革命民主进程的悲剧性结局给穆勒的最大启示是让他认清了一个简单的社会学现象:在社会的人口构成中，知识分子永远是少数。因此，当知识分子将辛苦奋斗争得来的普选权交与民众时，无异于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了他人摆布。如果说君主专制下，个人的冤屈还可通过种种方式如司法、公共舆论等可望昭雪的话（因为即使是君主的权力也不可能不受到某些制约），那么，在多数人的专制下，少数人的冤屈几乎无处可伸，因为这是以一种完全合法的形式强加于人的。这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前景，穆勒因之在他著名的《论自由》一书中，对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进行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探讨。

穆勒对自由关注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并不仅仅局限于古典自由主义关心的政府权威与个人之间的平衡，而更关心一种不易觉察的对个人自由的侵蚀。这种危险是自法国大革命就开始出现，然而却一直未引起学者们真正从学理角度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虽然伯克和托克维尔对此也很焦虑），那就是由人口构成的多数可以以社会和公共舆论的名义压制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我们今天将之称为社会对于个人的压制），因为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一致，因而比暴君的统治更可怕，因为它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和言论方面也强求一致。换言之，公民自由与社会自由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而自由精神，其载体是单个的人，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穆勒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三个自由精神活耀的时期，第一是宗教改革时期，第二是十八世纪后半叶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第三是十八世纪后半叶德国思想解放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冲破了一切精神伽锁，获得了精神的解放与自由。正是这种精神的自由，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6当今的世界，不是个人自由太多，而是社会控制对个人自由形成的威胁。现在人们巳不再问，“我选择什么？”、“什么合乎我的性格和气质？”人们的心灵已“趋向于合乎习俗”、“人性枯萎了。”因此穆勒重申他要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再度力主自由精神。”7与此同时，穆勒按自己的意思解释了社会自由。这就是在不妨碍或损害他人条件下的个性自由。在社会生活中，个人自由必须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障碍。但如果一个人在涉及他人的事情上不妨碍他人，那么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上依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断行动，同样也不应受到妨碍。

因而，在穆勒这里，自由已不再是与哲学上必然性相对的自由，而是实实在在的行为准则。它包括两条基本的原则:①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利益，他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社会或他人对此不得妨碍；②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时，社会与他人的干涉才是正当的。这实际就是穆勒提出的调整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二者关系的准则，也即是个人自主权利的原则。按此原则，穆勒认为，“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对于各式各样的性格，只要对他人没有损害就应当给予自由发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应该给予实跆的证明。这种“个性的自由发展乃是社会福祉的首要因素之一”。8

穆勒的思想标志着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知识分子对民主认识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说伯克对民主的恐惧还主要是出于直觉和经验的判断，而穆勒则将这种判断的前提置于理性的基础之上。由于穆勒的努力，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都极大地深化了。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所指的民主要是指遵照多数人的意愿行事，那么，现在人们则意识到，一个理想的政府，主要就是应该帮助或至少不妨碍个人的自由发展。国家应当采取的措施是防止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而不是简单按多数人的表决行事。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民主在尊重多数的同时，必须保护少数的权利。这不是因为社会的精英与知识分子永远处于少数，而且具体到每一个人，在具体的问题上也随时有从多数转变为少数的可能。也许，穆勒思想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属于个人权利范畴的自由，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无论是君主的专断还是多数人的表决，却是不应当被剥夺的。

（三）

虽然穆勒的思想是精辟的，然而在实践中问题却远未得到解决。随着德意志的统一．欧洲各民族国家要求民主与独立的潮流势不可挡，英国本身的选举权也在不断地扩大，在大众民主不可阻挡的势头下，怎样才能使之合乎理性的规范，并确保文化层次较低的多数不至伤害文化层次较高的少数，成为令知识精英们头痛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尔文革命发生了。这场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并在某种程度是预示出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

达尔文的进化论今天已为世人所熟知，然而他并不是首先提出进化论的人，不少学者早在他之前已提出了进化的观点。达尔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他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了物种的多样性与复杂性；②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并证实了它。这后来往往被简化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达尔文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自己也未曾料想到，他的观点会极大地改变人们整个的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观念。在此之前人类文明的一切产物，无论是知识、政治制度，还是正义原则等，都在新的生存原则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为这些东西说到底不过是生存的工具而已。人类的一切崇高原则，民主也罢，自由也罢，乃至真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都只不过是进化选择的要素而已。这世界上从此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谁的牙齿锋利，爪子有力，谁就应该主宰一切，这就是新的法则:丛林法则。而民主在这种原则下，未免显得可笑了:因为狮子要吃掉兔子，并不需要与它们商量或是征得他的同意。对“强权”或“英维”的颂扬声开始高涨。德国首相俾斯麦或许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那句众所周知的话:“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依靠演说和多数票所能解决的，”9不仅显示了普鲁士用武力统一全德的决心，而且明显地表明了一种新的思想发展？飨颉U庵智飨蚓褪侵斗肿佣悦裰鞣⒄谷找娓械浇孤牵遣皇窍M悦裰髟蚪行拚褪歉纱喾炊悦裰鳌？/P>

很多人开始认为，将民主简单地视为一种群众原则和人数原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它既可很容易地转变为无政府状态，又可转变为新的独裁，甚至还可使人丧失一切道德水准，变成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者。于是，柏拉图对民主的攻击再次不断受到知识界的欢迎，人们在各种刊物上可以不断看到对民主的这样的评论:“群众是一种谎言”，“民主是一种腐败的形式，”就连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克里孟梭也承认，“假如说我是民主派的话，也是没有热情的。”10对精英而不是大众的颂扬重新成为知识分子的主题，而对民主公开表示敌意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是尼采。他毫不掩饰地指出，大众统治是将文化降低到大众水准的一种精神坠落形式，民主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病，只有通过由超人掌舵的国家才可以治好。超人通过强大而无情的手段，驱使群众朝着有价值的方向前进。

与传统的民主观念相反，尼采认为，“少数人永远是对的。”他根据进化论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动植物界中，凡进步都只靠著更高级的个别范型，这种范型为数稀少，却很坚强，复杂而有生产能力。”因此，人类社会的目标不是去追求什么民主，而是“应该不断地勤劳地产生特立独行的伟大人物，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了”11。一句话，民主是将杰出人物拉至一般群众的水平，是一种社会的倒退，是不符合进化原则的，只有靠伟大的超人和杰出的人物，才能推动历史前进。自尼采之后，欧洲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异常强大而持久的精英思潮，其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彻底否定了民主原则。

第一位应该是乔治·索雷尔，他对马克思与尼采都十分欣赏。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仇恨国家和强制，不赞成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但他赞成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旗号下，由一小撮革命的精英集团用暴力横扫资产阶级文明。他对工人阶级充满了幻想，认为他们是支未受污染、具有英雄气质而能无情地冲击腐败旧秩序的力量。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尼采原始生命冲动力的影子。索雷尔认为，文明必须信仰某种东西，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现代欧洲文明，却使人们丧失了这种信仰的能力，只有无产阶级尚未被污染，因为他们至少还信仰革命。

列宁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着历史的意志，但仅仅是潜在的，它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精英的另一种形式）改造和组织起来。先锋队必须将先进的思想“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因为无产阶级自身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先进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存在的，但必须通过这个机敏的精英集团去发现，去理解。历史并不创造自身，它是由人创造的，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必须即时举行革命。被精英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有极高的效率和坚强的意志，能够领导这种革命并开拓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列宁坚决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人通过议会斗争获取胜利的做法，认为他们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民主腐蚀了。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是通过计划周密的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自已的使命。12

当列宁和索雷尔从革命的意义上否定了民主的价值时，另一批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在做同一件事。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承认政治非理性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领域。他对社会与国家的历史发展以及政治领导的形式十分关注，并提出了著名的合理化原则。他的合理化合义是指事物发展的一般趋势朝著组织化和有秩序、有规则的发展过程，并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历史的普遍原则。无论从何种浪漫主义或神秘的形式开始，这些事物最终会成为一种稳定的例行过程。例如，音乐从一种艺术成为一种科学，政府则成为官僚机构。在这一过程中，自发的冲动消失了，人们不再抱有幻想，老练的专家取代了自由的精神，于是，现代社会便丧失了它最伟大的灵魂，产生出一大群公务员式的小人物而不是英雄，与此同时，效率获胜了。但是，权威的组织化与官僚化也有其限度，它不能应付紧急情况，只有在稳定时期才能协调地工作。在危机时刻，我们则需要一种完全相反的领导，韦伯将其称之卡里斯马，伟大的人物出现了，通过他的个人魅力和天才指挥人们渡过历史的难关。而当危机过去，卡里斯马的创造性又逐渐被制度化，最后成为老一套的例行公事。事实上，我们恪守的习惯与传统都是昨日非凡人物的创造，而我们自己却不知不觉丧失了这种创造的精神。13

韦伯的结论是十分明显的，是英雄和杰出人物，而不是平庸的大众在创造历史。因此，他实际上是从社会学与合理化的角度，证实了尼采超人思想的“合理性”。在尼采与韦伯的基础上，正式提出精英理论的是莫斯卡与帕雷托。与韦伯等人稍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仅重视对社会学的微观研究，而且特别强调统治精英的作用。自近代初期，就有不少知识分子期望，随着民主的到来，社会将由“人民”进行统治。但帕雷托与莫斯卡却指出，选举出来的精英与传统的统治者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样。政府只能是适合小部分人工作的机构，而且永远有一种向独裁和寡头发展的趋向。只有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纷争，才是人民自由的唯一可靠来源。帕雷托认为，一个社会总是分为两类人，一类为狐狸型，狡诈、大胆、机敏、迷恋于创新。另一类为狮子型，踏实、保守、尊重传统，喜欢靠实力而不是靠机敏办事。两类人都可能上升，当代表对制度和思想进行创新和重组的基质占优势时，狐狸型的人上升，成为统治者；当代表崇拜、捍卫现存秩序冲动的“保持群体的基质”占优势时，就会把狮子型的人推上台。而一个社会最理想的状态则是在两类人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此外，也可从另一角度将社会分为两类人，即杰出分子与非杰出分子。杰出分子又分为执政型与非执政型，非执政型杰出分子即指各行业中上升到顶端的成功者。因此，既有律师和工程师中的杰出分子，也有小偷和妓女中的杰出分子。引人注目的是，帕雷托完全用一种动态的观点来分析这一现象，他认为，这些杰出分子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循环，每个社会都是个人不间断地从下层上升到上层，因此，每个杰出分子最后都会归于消灭。这样，他就提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历史是贵族社会的坟地”。凡是想阻止杰出分子循环的社会都会停滞和凝固，最后不可避免地毁灭。帕雷托相信杰出分子的循环同人们积累财富的容易程度成正比，因此，一个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利于社会的福利。14

当然，帕雷托最关心的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杰出分子，不论如何流动，始终有一部分杰出分子处于执政地位，他们的行为对社会至关重要。所有的执政集团都兼用武力和承诺来进行统治，但武力应占首位。他认为，当一个统治集团不能用强制来进行统治时，它就应被推翻，由另一个愿意用武力来统治的集团取代。这个新阶级不仅推翻了旧的杰出集团，而且还从肉体上消灭掉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执行一件有益的公务，为社会去掉一块腐肉。因此，帕雷托认为在某种悄况下使用暴力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正常的。帕雷托在反对迷信、虚伪和成见以及提倡社会科学的客观态度上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然而，他与莫斯卡却不约而同地反对民主制度，强调政治行为属于非理性的性质，都认为智力活动是由少数杰出人物垄断的。帕雷托与莫斯卡的看法绝不是孤立的。

在二十世纪初，他们表达了一代“文化失望”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都对民主感到失望，谴责新的大众野蛮主义的入侵。于是，认为社会就是应该不平等，上等人就是应该统治下等人的呼声日趋高涨。而米歇尔斯的“政治寡头铁律”的出笼，则标志著这种思潮发展到丁一个新的高峰。米歇尔斯是韦伯与帕累托的朋友，他认为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发现了“政治寡头铁律”。他宣称这是“历史铁律中的一种，这一铁律是最民主的近代社会和这些社会中最先进的政党都没有能够逃避的”。构成铁律的基本因素是组织的成分。在近代社会中，没有任何运动不通过组织而能成功，而组织实际就是“政治寡头”的化名词。由于运动的扩大组织也相应膨胀，必然要委托一个内层官员和领袖担当起越来越多的职能，而普通成员则逐渐丧失了他们直接选举和控制官员的机遇。结果这些官员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新利益和特权，于是他们拥抱自已的既得利益决不放手，而组织最初的宗旨完全被抛到一边去了。这在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群众的素质。米歇尔斯认为人类的大多数是迟钝、冷漠、有劣根性的，他们需要领导．甚至愿意舔压迫者的靴子，领袖们很容易利用这些特性来使自己继续当政。他们可以通过漂亮的讲演来煽动群众拥护自已的激情，也可以装作受迫害来博取群众的同情，还可贪天之功装作顶天立地的英雄来征服群众。由于这些因素在加强寡头政治的力量，社会改良运动的进程几乎变成一种讽刺。国家除了是一个少数集合的组织而外，绝不能是任何别的束西。改革家们可以为社会改良的崇高纲领而奋斗，但远在他们达到目的地以前，一切领导集团所共有的罪恶将袭击他们并把他们征服。于是，米歇尔斯得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社会主义者可能胜利，但社会主义绝不可能获得胜利，因为，社会主义“将在它的皈依者取得胜利的瞬间归于湮灭”。革命确实在发生，暴君也常被赶下台去，但新的专制又接踵而至。于是，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失望，因为世界无情的运转似乎总在毁灭人类的梦想。寡头、精英、超人、先锋队，以及创造性的少数，在1914年前的欧洲政治分析中成为常用的术语，对暴力和强权的崇拜成为新的时尚。这的确有点奇怪，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渴望的民主进程当时正在大部分西欧国家节节推进。当胜利的曙光初露时，知识分子反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心情，米歇尔斯的“政治寡头铁律”最集中地表达了这一点。

而当大战爆发，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又后悔反对了民主，因为在战争结束期间，政治的革命和反革命同时摧毁了民主，并产生了更加令人恐怖的政治制度。以至米歇尔斯在比较了所有的政治制度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应该选择民主制度，因为它是所有恶魔中邪恶最少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