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法国历史记忆中的滑铁卢战役

光明网   作者：顾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滑铁卢！滑铁卢！平原黯黯不胜愁！丛林丘壑围场阔，劲旅云屯森漠漠，死神忽遣纷相鏖，万马千军如鼎沸。浴血狂冲谁敌谁？欧罗巴对法兰西。上天独负英雄志，胜利神逃时运疲。滑铁卢！何凄切！我今泣下歌声咽！”

　　这是流亡比利时的法国文豪雨果于1852年12月写成的《报应》一诗的片断（范希衡译），作者满怀唏嘘与感慨，描绘了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战役。当日，拿破仑统领的法国军队与威灵顿公爵指挥的英荷联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滑铁卢展开激战。异常胶着的战局随着布吕歇尔领导的普军主力的到来而根本改变，法军溃败，拿破仑也在仅剩的近卫军的扈从下逃离战场，并于6月22日第二次宣布退位，被流放至圣赫勒拿岛，直至1821年去世。

　　取得胜利的英国以各种方式庆祝：战争甫一结束，英国政府就奖励那些参战的将士，为他们颁发滑铁卢战役奖章；每年在伦敦威灵顿公爵住所举办老战士参加的纪念酒会，直至1852年威灵顿去世为止；以滑铁卢命名各地的火车站、桥梁、街道。英国文人凭吊滑铁卢战场而写就的动人诗篇，如司各特1815年发表的诗歌《滑铁卢战场》和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更是使小镇滑铁卢成为旅游胜地，每年吸引众多英国人前往游览。

　　与之相较，战败的法国面对的则是创伤的痛楚。创伤既来自于战争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国军队长期占领对民族自尊形成的打击，也来自于法国内部各政治派别围绕这一战败的纷争而造成的记忆撕裂。1815年后的数十年里，法国对滑铁卢以及拿破仑的记忆和认知是与本国内政紧密相连的。

　　在外国军队刺刀护卫下再次复辟的波旁王朝，乃战败局面的直接受益者。重新掌权的保皇派在国内实施白色恐怖，撤换大批帝国时代的高级官员和军官，以叛国罪审判并处决了内伊元帅为首的一批将领。保皇派将滑铁卢战役的失败完全归因于拿破仑，指责他是“滑铁卢的逃兵”，作战过程中指挥错误，其所率领的军队纪律涣散。波旁王朝时期，保皇派不时提及关于滑铁卢的惨痛记忆，其目的是借此抹黑拿破仑，破除民众中广泛存在的拿破仑崇拜，巩固自身的统治。

　　保皇派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抗，在推翻复辟王朝的“光辉三日”中，有大量拿破仑时代的老兵参与。自命为“法兰西人的国王”的路易·菲利普，则试图将拿破仑崇拜官方化以满足民族自尊心的需要。1833年，七月王朝政府在旺多姆圆柱顶上重新竖立拿破仑塑像。拿破仑的遗骸也在1840年12月被运回法国，安放于荣军院中。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的众多拿破仑帝国时代的将军则纷纷归顺七月王朝，担任省长、议员、大臣等职务。这一时期，七月王朝政府还为滑铁卢战役中的三位法国英雄——罗博伯爵、贝特朗将军和孔布上校建造塑像。

　　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第二帝国则进一步推动了拿破仑崇拜的官方化进程。政府将拿破仑和法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维尔森吉托里克斯、圣女贞德联系到一起，指出他们都是抵抗外族入侵的英雄，都因为遭受背叛而失败，他们象征了“爱国主义、信仰和辉煌”。1857年8月12日，拿破仑三世为还在世的大革命和帝国时期的老战士颁发圣赫勒拿奖章。该奖章正面是“皇帝拿破仑一世”像，背面则刻有“献给1792—1815年各次战役”字样。

　　在19世纪中期这股崇拜拿破仑的热潮中，关于滑铁卢战役的细节也在法国历史学家们的笔下复盘。沃拉贝尔在1844年出版的多卷本《两次复辟史》中，单辟一章“滑铁卢战役”，依据新发现的文献详细描述了战争的过程，指出尽管这次战役中法国军队失败了，但是“革命军队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精神，是与此前革命的法国对抗反法同盟的23年神圣斗争相一致的”。该章后于1845年单独成书出版。梯也尔则在1862年出版的《执政府和帝国史》第20卷中，以近300页的篇幅描述了战争的具体过程，认为战争失败是由于格鲁希元帅的错误。这两位历史学家都认为，尽管滑铁卢战役失利了，但并不能掩盖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和成就，战败的原因主要在于拿破仑手下高级将领们所犯的错误。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流亡比利时的法国共和派历史学家沙拉、基内，则把滑铁卢战败和拿破仑帝国的专制政体联系在一起，认为战败和遭受外国侵略是法国臣服于拿破仑专制的结果，也象征了拿破仑政治体制的失败。这些历史学家之所以强调拿破仑的独断专行在失败中的影响，其目的就是破除第二帝国政府宣扬的拿破仑神话，进而反对现实中的拿破仑三世的专制统治。

　　无论史家们对于滑铁卢战役失败的原因有何分歧，他们都承认法国军队的表现异常英勇，其中最著名的例证就是康布罗纳将军率领的帝国近卫军最后方阵。6月18日晚，法军败局已定，处于溃散之时，康布罗纳将军率领的老近卫军最后方阵仍然英勇战斗，并断然拒绝英军将领的劝降。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专辟两小节对近卫军最后方阵和康布罗纳将军的英勇无畏做了细致描写：“在圣约翰山高地的坡下还剩一个方阵……在胜利的敌军炮队集中轰击下，那一个方阵仍在战斗。他们的长官是一个叫康布罗纳的无名军官。”事实上，康布罗纳并非无名军官：1770年出生于法国南特的康布罗纳，23岁时加入南特志愿军，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战争，素以骁勇闻名，1814年时陪同拿破仑前往厄尔巴岛，是其身边亲信。

　　关于康布罗纳，还有另一更为闻名的格言：“近卫军宁死不屈！”滑铁卢战役结束后没几天，法国的报刊中就登出一则报道，表示英勇的康布罗纳将军在面对英军劝降时，毅然喊出“近卫军宁死不降！”尽管关于康布罗纳是否说过“近卫军宁死不降”这句话素有争议，甚至连康布罗纳本人后来也予以否认，但这一名言仍然广为传颂。画家奥拉斯·韦尔内于1815年创作了《近卫军宁死不屈》画像。诗人卡西米尔·德拉维涅在1818年出版的诗歌《滑铁卢战役》中，也重复了近卫军最后方阵宁死不屈的故事。康布罗纳家乡南特市政府在1842年康布罗纳去世后为其建造的塑像正面上，同样刻有这一名言。

　　第三共和国时期，这一名言还进入了小学历史教科书：历史学家拉维斯在为法国小学生编撰的《法国史》教材中，将“近卫军宁死不屈”写入了描写滑铁卢战役的课文中，强调帝国近卫军最后方阵独自英勇抗击整个敌军，为拿破仑撤离赢得了时间。拉维斯的这些历史教科书不断再版，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影响了几代、数以百万计的法国儿童。

　　通过图像、诗歌、雕塑和历史教科书，近卫军的英勇和康布罗纳的名言，深入法国普通民众心中，成为滑铁卢记忆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失败也具有了光荣意义，转变成另一种辉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雨果所谓的“滑铁卢战争的胜利者既不是在溃败中的拿破仑，也不是曾在四点钟退却、五点钟绝望的威灵顿，也不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布吕歇尔，滑铁卢战争的胜利者是康布罗纳”就不难理解了。对于战败民族而言，通过有意识地选择战争中局部和个体的英雄事迹，并予以强调、夸大甚至神话，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愈合战败所带来的创伤、重新塑造战争记忆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