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法国知识界的影响力急剧下降

文汇报    作者：史硅纳

出生于毛里求斯、在英国和法国都呆过多年的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苏迪尔·哈扎里辛格(SudhirHazareesingh)最近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法国思想史和文化史著作《法国人如何思考:一个知识群体的深情肖像》(Howthe

French Think:AnAffectionate Portrait of an IntellectualPeople)。书里援引了法兰西式骄傲的一个最新例证:前外长德维尔潘在2003年2月,也就是伊拉克遭入侵的前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讲话。“我们是理念的守护者,是良心的守护者”,自由时代的诗人德维尔潘宣称,“我们肩负的沉重责任和无上光荣引导我们优先选择和平裁军。”这种冠冕堂皇的演讲,“在世界各地都广受欢迎”,哈扎里辛格写道,并显示了“诱人的阳刚气魄和修辞神韵……诉诸理性和逻辑……阐明一种建基于几个世纪的多半痛苦的历史经验的古老智慧;和一种由法兰西文化优越感支撑起的乐观自信”。

 “法国文化有一种基本的同一性,即想要自证是从某个基本假设、某种思维风格,一代一代孕育出来的”,哈扎里辛格说。在这里不能绕过的人物是笛卡尔,他的“我思故我在”微妙又明显地存在于法兰西人民的集体意识中。我们可以在笛卡尔那里找到所有典型的法国思维习惯:嗜好沉思多于仰赖经验,喜欢悖论,喜欢从特殊到一般地想一遍问题,然后最重要的,又“喜欢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

 《法国人如何思考》从19世纪末伟大的路易十四王朝统治时期,也就是大革命和启蒙运动在法国取得胜利起笔,一直写到20世纪中叶战后年代和殖民主义的黄昏,写到让·莫内和欧盟的建立,最后以当代忧郁、仇外的“向内转”思潮为终结。

和早些年的群星璀璨相比,现在法国知识界相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没落了许多,即便再怎么热爱法国的人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再也没有像戴高乐那样能鼓动人心的政界领袖,也没有像萨特那样国际知名并能输出价值观的原创性思想家,艺术界也难寻杜尚那样打破传统、别开生面的先锋,至于文学界,很多英语读者大概听都没听说过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迪亚诺。

书中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现在,写到的只有一些一点都不鼓舞人的国家领导人,和几乎没有任何海外知名度的小作家,如埃里克·泽穆尔(魪ricZemmour)和阿兰·芬克尔克霍特(AlainFinkielkraut)。他俩更像宣传册的作者,了不得就是小威廉·F.巴克利模仿秀那样夸张的保守主义分子,徒劳地在历史的洪流中大声喊“停”,对过去的辉煌大加美化、怀念,在以英语为中心的全球文化和穆斯林移民涌入后人口稀释的大背景外围瞎扑腾。而今时今日真正出现突破性研究的地方,则是相对而言更为狭窄、技术化的领域——经济学——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为什么法国知识界的影响力会发生这样急剧的下降?哈扎里辛格并没有提供一个万能答案,但他深入全面地分析了一系列影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二战时德国对法兰西民族自尊心的毁灭性打击,而美国人作为“恩主”更加剧了这一点。“戴高乐最害怕的,也是他终其一生都想要驱除的恐惧”,哈扎里辛格写道,“就是法兰西民族的历史命运是终会被消灭。”这也是为什么这位伟大的领袖承认更偏爱“令人振奋的谎言甚于有失体面的真理”的重要原因。不过,到了1980年代,真理赢了,法国作为“抵抗者的国家”的迷思最终灰飞烟灭——法国不是抵抗者的国家,而是被维希政府迷惑的国家。那些公众人物们(从密特朗到可可·香奈儿女士)到了1980年代还在认同维希政府,但是真相让他们不得不承认维希政府犯下反人类罪。法国这样不顾真相、制造迷思的行为,让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下降了。

法国的思想史反会因其丰富性而尴尬。有太多的重要时刻,太多的思想和人物可供选择。有些遗憾的是,本书对不少有声望的作家,如蒙田和加缪的影响,都匆匆带过;对弗朗索瓦·萨冈和鲍里斯·维安这样非常高卢式离经叛道的人物,甚至没有触及。然而不管怎么说,人们读过这段历史,都会留下不可动摇的印象——无论怎样,法国人的思维方式确实跟我们不一样——这也是我们那么爱他们的原因。